汾酒產自山西杏花村，杏花村的釀酒歷史，可追溯至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，這里也是公認的中華酒文明發祥地。生長于此的汾酒，完整傳承了中華酒文化血脈，在中國酒文化這部鴻篇巨著中，汾酒始終占據著開篇、引領的重要地位。
根據各種歷史文獻記載，近千百年來，汾酒將古老的釀酒技藝傳遍中華大地，伴隨著晉商的腳步，汾酒“行走”到了陜西、貴州、四川等各地，衍生出中國白酒的各大香型流派，而中國酒文化也從杏花村出發，在華夏大地上開枝散葉，興旺繁榮。
陜西是當年晉商行走的重要一站，晉商與秦商合稱“西商”，在常年的合作共事中，建立起深厚的經濟和文化聯系，如今遍布在全國各地的山陜會館，就是晉陜兩地通商合作的最有力證明。
因為彼此之間這份特殊的感情，晉商拿出家鄉的好酒，與陜西親友分享，而晉商與秦商結伴而行，通商天下，一路上也是喝著山西的好酒，走到哪里就把酒帶到哪里，造到哪里。于是，產自山西的汾酒，也成了陜西人最熟悉、最喜愛的酒。喝汾酒的習慣從當年的秦商一直傳下來，數百年間，這片醉人清香彌漫在三秦大地，從未散去。
張琰光表示，共飲一杯汾酒，共話一段親情，在山西與陜西之間，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，從文學到藝術，從飲食到風俗，兩省之間都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親相近。
大家耳熟能詳的“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”，就來自一千一百九十三年前唐代詩人杜牧贊美汾酒的詩篇，杜牧正是陜西西安人。還有白居易、王維、王之渙、柳宗元這些唐代文豪，都來自山西，在大唐國都西安，實現了人生的功成名就。
不僅如此，張琰光以“陜西四大怪”為例，指出陜西人和山西人在民風民俗當中也有很多共同點。
第一怪“面條像腰帶”。吃面是山西、陜西兩省人最大的飲食特點，而比起河南的燴面、甘肅的拉面，陜西和山西的面條都以酸辣口味為主，可以說是面條里的一家子。
第二怪，“鍋盔像鍋蓋”。陜西鍋盔很出名，而山西的鍋盔也是出了名的好吃，我們兩省人又吃到了一起去。
第三怪，“帕帕頭上戴”。以前陜西人習慣把白羊肚毛巾戴在頭上，山西人也是一樣，山西的民歌手阿寶，就是頭上戴著白羊肚，唱著黃土高原的民歌，一路走上了星光大道。
第四怪，“唱戲吼起來”。一說起秦腔，人們都說它是吼著唱的，秦腔一是舞臺要結實，以免震垮了，二是演員身體要好，以免累病了，三是觀眾膽子要大，以免嚇壞了。我們山西的民歌，也是一樣的高亢激揚、粗獷奔放，在黃土高原上要大聲吼起來。這種唱腔在山西叫“山曲”，在陜北就叫“信天游”。
張琰光指出，別人眼中陜西的“四大怪”，在山西眼中是最熟悉、最親切的風俗習慣，陜西和山西本來就是同生共長的一家人，吃一樣的飯，唱一樣的戲，喝一樣的酒，寫一樣的詩，對生活有著同樣的熱愛和禮贊。
“從過去、現在，到未來，山西和陜西共飲清香汾酒，共享美好生活，之間的情誼也如美酒，歷久彌香，醇厚悠長”，張琰光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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