汾酒產自山西杏花村,杏花村的釀酒歷史,可追溯至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,這里也是公認的中華酒文明發祥地。生長于此的汾酒,完整傳承了中華酒文化血脈,在中國酒文化這部鴻篇巨著中,汾酒始終占據著開篇、引領的重要地位。
根據各種歷史文獻記載,近千百年來,汾酒將古老的釀酒技藝傳遍中華大地,伴隨著晉商的腳步,汾酒“行走”到了陜西、貴州、四川等各地,衍生出中國白酒的各大香型流派,而中國酒文化也從杏花村出發,在華夏大地上開枝散葉,興旺繁榮。
陜西是當年晉商行走的重要一站,晉商與秦商合稱“西商”,在常年的合作共事中,建立起深厚的經濟和文化聯系,如今遍布在全國各地的山陜會館,就是晉陜兩地通商合作的最有力證明。
因為彼此之間這份特殊的感情,晉商拿出家鄉的好酒,與陜西親友分享,而晉商與秦商結伴而行,通商天下,一路上也是喝著山西的好酒,走到哪里就把酒帶到哪里,造到哪里。于是,產自山西的汾酒,也成了陜西人最熟悉、最喜愛的酒。喝汾酒的習慣從當年的秦商一直傳下來,數百年間,這片醉人清香彌漫在三秦大地,從未散去。
張琰光表示,共飲一杯汾酒,共話一段親情,在山西與陜西之間,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,從文學到藝術,從飲食到風俗,兩省之間都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相親相近。
大家耳熟能詳的“借問酒家何處有,牧童遙指杏花村”,就來自一千一百九十三年前唐代詩人杜牧贊美汾酒的詩篇,杜牧正是陜西西安人。還有白居易、王維、王之渙、柳宗元這些唐代文豪,都來自山西,在大唐國都西安,實現了人生的功成名就。
不僅如此,張琰光以“陜西四大怪”為例,指出陜西人和山西人在民風民俗當中也有很多共同點。
第一怪“面條像腰帶”。吃面是山西、陜西兩省人最大的飲食特點,而比起河南的燴面、甘肅的拉面,陜西和山西的面條都以酸辣口味為主,可以說是面條里的一家子。
第二怪,“鍋盔像鍋蓋”。陜西鍋盔很出名,而山西的鍋盔也是出了名的好吃,我們兩省人又吃到了一起去。
第三怪,“帕帕頭上戴”。以前陜西人習慣把白羊肚毛巾戴在頭上,山西人也是一樣,山西的民歌手阿寶,就是頭上戴著白羊肚,唱著黃土高原的民歌,一路走上了星光大道。
第四怪,“唱戲吼起來”。一說起秦腔,人們都說它是吼著唱的,秦腔一是舞臺要結實,以免震垮了,二是演員身體要好,以免累病了,三是觀眾膽子要大,以免嚇壞了。我們山西的民歌,也是一樣的高亢激揚、粗獷奔放,在黃土高原上要大聲吼起來。這種唱腔在山西叫“山曲”,在陜北就叫“信天游”。
張琰光指出,別人眼中陜西的“四大怪”,在山西眼中是最熟悉、最親切的風俗習慣,陜西和山西本來就是同生共長的一家人,吃一樣的飯,唱一樣的戲,喝一樣的酒,寫一樣的詩,對生活有著同樣的熱愛和禮贊。
“從過去、現在,到未來,山西和陜西共飲清香汾酒,共享美好生活,之間的情誼也如美酒,歷久彌香,醇厚悠長”,張琰光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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